【抗疫日記】當疫情和新聞自由同時告急

2020-04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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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uters

2020年4月8日 香港 晴

我的對上一篇的抗疫日記,寫於2003年3月31日,那天清晨,港府頒布「隔離令」,宣布將爆發沙士疫情的牛頭角淘大花園E座整幢大廈封鎖,勒令大約300名居民在家隔離十天,並將大廈全面進行消毒。

那時候,網絡科技不如現在發達,沒有手機即時通訊,亦沒有即時新聞,很多居民都不清楚狀況,一覺醒來才知道被困在家中,感到很無助、恐懼,只能收看電視新聞的特別消息,或者收聽電台新聞,而他們的唯一申訴渠道,也只有聯絡傳媒。

有些居民會致電報館求助,亦有居民想方法與一班在樓下採訪的記者「接觸」,例如有低層住戶,把自己的姓名和電話寫在多張白紙上,然後揉成紙團擲出窗外,希望給記者拾獲,這很像電視劇集的求救情節,卻是真實畫面。

當年我是某間報館的突發記者,那天在公司吃了午飯後返回崗位,突然接到總編輯的指示,要幫忙寫抗疫日記,然後同事拿了一個紙團回來給我,我便奉命按著紙團上的資料,致電聯絡那位太太。我已忘了她的姓氏,只記得電話中的她很徬徨,不斷批評政府的隔離措施,其身後卻傳來小孩子在嬉戲的天真瀾漫笑聲,情景很諷刺。

我聯絡的這個家庭沒有很特別的故事,那位太太只想我充當聆聽者,也算是記者的工作之一。反而有前輩收到另一位女居民的來電求助,懇求他幫忙將手機充電器送往醫院,給因為發燒正接受隔離治療的女兒,讓她可與女兒通話,不用牽腸掛肚。不過,記者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,既無法走近疫廈,也無法接觸隔離病人。翌日,政府又公布新安排,緊急將這班居民撤離,送往西貢和鯉魚門兩個度假村繼續隔離,而這篇日記,亦因為無法再接觸該些居民,宣告「壽終正寢」。

2003年這次「血的教訓」,奪去了299名港人的性命,全香港陷入愁雲慘霧。來到十七年後的今天,我們仍然不敢忘記當年的慘痛,亦沒有遺忘醫護、救護人員的無私救人精神,也記得當年仍秉持「服務為本」精神的警隊參與抗疫,啟動「超級電腦」協助追蹤疫情,但記者在報道疫情時「搵命搏」,為民發聲、揭露時弊,佔了很重要的角色,你們還會記得記者的專業嗎?

時移世易,現在科技一日千里,人人都可以做記者,接受家居隔離人士亦可以使用即時通訊軟件與外界溝通,甚至自行拍攝被隔離情況,再上載至社交平台,在網上申訴不快,不一定依靠記者代抱不平;最近連記者會都改以視像形式發布,毋須記者出席採訪。相對於當年,記者只有愈衝愈前,現時卻可在家工作,絕對是異想天開。科技便捷,但也取代了記者不少工作。

全球經濟遭受疫情衝擊,百業蕭條,傳媒業務亦與其他行業一樣面臨萎縮,接連有傳媒機構向員工「開刀」,由最基本的整體凍薪、減薪一成半至三成,甚至裁員,幸好我的公司並沒有這些不利消息,但聽到不少記者行家和前同事失掉飯碗,心裡難免充滿感嘆。

近月來,香港的新聞自由亦備受打壓,自去年6月反修例運動至今,有多名前線記者採訪示威活動時,被警察無理截查、阻礙採訪,甚至被警察襲擊;一直為港人發聲的香港電台慘成眾矢之的(受藍絲譴責),近日,港台英文節目《脈搏》以視像電話訪問世衛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(Bruce Aylward),問及世衛會否重新考慮接納台灣加入為成員,被商經局局長邱騰華點名指責違反「一個中國」原則。

昨天從電視新聞看到廣播處長梁家榮在立法會會議上公開重申,港台一直恪守一中原則,讓我們看到應有的風骨,但也令人憂慮處長的下場。

如果再有下一場疫戰,我們還能堅守最後防線,捍衛香港新聞自由嗎?

後記:在17年後的今天,我才知道當日前輩聯絡的淘大花園女居民,原來早已與丈夫確診沙士離世,遺下令她牽腸掛肚的一對女兒。生命無常,希望大家珍惜眼前的一切,活在當下。


記者/覃曉言_於香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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