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李怡八旬人生】忠於沒有恐懼的自由

2020-04-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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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怡的客廳藏是一片書海。 (李智智攝)
李怡的客廳藏是一片書海。 (李智智攝)

【李怡八旬人生】忠於沒有恐懼的自由

【李怡八旬人生】忠於沒有恐懼的自由

周一(13日)是支持民主抗爭的香港知名作家李怡84歲壽辰,其筆下記錄了六七暴動、九七回歸及佔領運動等多個重要歷史時刻,他接受本台獨家專訪回顧逾半世紀的寫作生涯時,感歎近年香港的前境只有悲觀,直至去年一場反修例運動,湧現了一班勇武抗爭的年輕人,展現無畏無懼的犧牲精神,令他在晚年對香港重燃希望。(李智智  報道)

走入李怡的居所,一股書香撲面而來,望向客廳書櫃的一大片書海,恍似闖進了他的文字世界。他的《一分鐘閱讀》電台節目言猶在耳,再細看書架上琳瑯滿目的著作,記錄了逾70年香港歷史,還有中國抗戰變遷、文革、民運及台灣民主運動的見證,著實是華夏文化的歷史藏寶庫。

今時今日的香港風起雲湧,反修例運動風波未平,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,已屆84歲的李怡感觸良多,喝了一口茶,慨歎香港是波折重重之地。

原名李秉堯的李怡,1936年在廣州出生,戰亂期間於1948年移居來港。數年前,他曾發文這樣形容香港:「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,使我更愛,縱使日漸變色也只激勵我老驥伏櫪,要螳臂擋車力抗沉淪」。

年輕時歸屬左派的李怡畢業於左派中學,1955年為親共出版社打工,及後向《文匯報》文藝版投稿獲刊登,開展其寫作之路。他稱自己當時對香港並沒有任何身分認同和歸屬感,「香港人、政府都沒有」。

李怡與太太梁麗儀。(受訪者提供)
李怡與太太梁麗儀。(受訪者提供)

李怡說:因我在國共內戰時受教育,是愛國的,覺得香港始終要收回,到了六七暴動,對社會很大影響。

到了七十年代,成為李怡人生的轉捩點,亦因其當時創辦《七十年代》(後改名《九十年代》)左派月刊的逆轉,改變了其寫作方向。他是左派中少數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,從中國反右運動、「大躍進」、文化大革命、四人幫倒台,他對中共一步步從內心矛盾走到否定和失望。當左派勢力不再容許《七十年代》讓讀者和作者暢所欲言時,他不作半點妥協,毅然脫離左派,變為反共文人,奔向思想的自由。

李怡說:沒有甚麼妥協,我以前脫離左派,都是不想自己的自由意志被支配。。(左派對我的刊物)不去印、不去發行、不投資、不登廣告,那些都是沒有所謂,那些小動作都是我承受得起的東西,如果在大陸就承受不起。在港英時代,我們是很安全,我覺得這裡是沒有恐懼的自由,是不用害怕,害怕的只是失去了工作,少了一個寫作的地盤,或者是經濟上對你的制裁。相對跟大陸幹部比較,幹部反了一個白眼,你就會發抖,那是不同的。如果我在大陸,我是會怕,我不敢這樣寫。如果像(公民記者)陳秋實去了武漢,我是做不到的。

李怡難忘在1980年對當時剛獲平反的上海《文匯報》創辦人徐鑄成的一次訪談。他說,徐鑄成在上海辦報後,被國民黨當局查封,於是到香港創辦香港《文匯報》,1949年回中國,換成共產黨掌權之下再辦報,竟然又被打成右派,過了20多年賤民生活,於是他訪問徐鑄成時問:「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同因言論自由受到打壓,兩者有何不同?」

李怡說:他的講話是很經典,在國民黨時餓肚皮,工資低,甚至炒人、封館,但我回家時,回(上海)龍塘時,鄰居卻豎起大拇指,說我厲害。所以身體受少少折磨、經濟上,但精神上我覺得自己是滿足。但到共產黨時,我是跟住做,他叫我百家爭鳴,我就百家爭鳴,我跟著做。但一個運動來了,就將我打成賤民,不只是經濟、財政上受影響,而是人格上將你羞辱,所以親戚朋友見到我都視若無睹,我家人、除了老伴,連子女都要與我劃清界限,精神折磨想起來是一身冷汗,後面一句更精彩,他說見到劉少奇都是如此,那就沒所謂。這你可以看到,對於言論打壓,從來掌權的人都是不喜歡批評。

李怡的一家合照。(受訪者提供)
李怡的一家合照。(受訪者提供)

80年代末,面對香港九七年主權移交問題,李怡曾打算逃往西方自由的國度。

李怡說:香港回歸是中國一部分,1986年已想離開香港,如我仍可撰寫想寫的東西,我就做中國人,如果我是記者,我採訪的事情,可以如實報道,不需要被扭曲,不需要左刪右刪,不需要「政治正確」,我就做中國人。如果教書,我可憑自己的學識、憑我知識教學生,不是要靠「政治正確」觀念,又扭曲思想,我就做中國人。如果我是做生意,只要不違法,甚麼都可以做,我就做中國人。如果都不行,我要做一個人,不做中國人,當時引起很大爭議,現在觀念仍是一樣。

最後,李怡沒有放棄香港,皆因他仍可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,亦有屬於他的讀者群。他形容香港是「一個難捨難離的孩子」。

九十年代,李怡遇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,之後一直為《蘋果日報》撰寫專欄逾20年,他的文章成為香港民主運動人士的精神食糧,他本人亦同時變成中共「眼中釘」,由2014年佔領運動至去年反修例運動,頻遭共媒、「藍絲」,甚至是前特首梁振英點名狙擊。

兩個月前,黎智英因參與反修例遊行被捕,加上香港多個媒體遭言論打壓。李怡認為,中共大清算來臨,惟他心中並沒有半點恐懼,堅持「手寫我心,實現自我」。

李怡稱,在發展香港民主的路向上,他和黎智英的意見並不一致,但對方尊重其寫作自主,一句也不會改。

李怡說:那時候他(黎智英)是不支持本土,他是支持泛民,他都是想中國好,然後香港好。我說這個世界的民主,沒有哪個地方的民主是自上而下恩賜予你,所有民主都是集中在本土的民主,世界上沒有哪個民主在一個更高權力賜予你。

李怡(前左二)與黎智英(後左一)相識於九十年代。(受訪者提供)
李怡(前左二)與黎智英(後左一)相識於九十年代。(受訪者提供)

李怡過去都主張由香港人自己去爭取民主自由,而去年反修例運動,見證了港人自主意識和身分認同的覺醒。

李怡說:「反送中」運動雖然甚麼都未得到,但有一樣東西是很清楚,所有香港爭取民主的人,現在都是本土意識。就算是藍絲到外國,都會說自己是香港人,不是中國人。這身分對香港影響深遠。「反送中」這件事可看到,「一國兩制」基本上是破產,現在是對未來不確定的時代。

在反修例運動中,一班年輕人走到前線,為香港的民主自由勇武抗爭,展現犧牲精神,是李怡人生的最大覺悟,更令他對香港重燃希望,「每一刻都想站在年輕人前面」,只恨年事已高,怕成為年輕人的負累。

李怡說:我去年人生最大的覺悟,就是發覺年輕人不只是勇氣,是一種犧牲的精神,不是為自己,而是為未來。如果你問犧牲甚麼,我可以犧牲的東西很少,他們犧牲的東西很大,很長遠前途。智慧都是你想像不到,從文宣、各大報登廣告、民間記者會,那首歌(《願榮光歸香港》),那種善良和智慧,令我很佩服。當香港回歸後,我就對這地方不抱希望,但年輕人讓我重見希望。

李怡最後用一句說話總結其人生:「悲觀而積極人生,對人本身是悲觀。樂觀者與悲觀者之別是,悲觀者比樂觀者得到的資訊多很多,對人類社會愈了解,愈難樂觀,但悲觀不代表消極,而是你積極把握當下,不背負良心去做每一件事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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