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媒关系临冰点 警察公关选择性放料

2019-11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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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uters/AFP

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中,警暴与日俱增,连记者也成为受害者。与此同时,学者指出,作为警队宣传部门的警察公共关系科,包庇警员的踩界行为,反而处处针对作为社会「第四权」的传媒,警队与传媒关系创下史上冰点,传媒的采访安全响起警号;新闻自由亮起红灯,情况恐影响对社会的监察及有损公众知情权,而且短期内难见改善。(李智智 / 覃晓言 报道)

香港警方在处理反修例运动的过程中被指滥权、滥暴及滥捕,情况多番被记者采访报道现形,其后警方对传媒的态度180度大转变,接连有记者投诉被警方施以暴力、任意拘捕,包括印尼女记者疑被橡胶子弹或布袋弹射伤右眼致盲;NOW新闻台车长中布袋弹后,被警方押入警署期间疑遭暴力对待,还有多名记者在采访中被射催泪弹、扯口罩,或遭警察推撞受伤,甚至被骂「黑媒」、恐吓等。

本周一(4日),6名记者在警方记者会上戴上贴有「查警暴、止警谎」标语的头盔,抗议警察暴力对待记者,作为警队与传媒沟通桥梁的警察公共关系科,竟首次驱逐记者离场。

回看今年6月运动初期,当时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记者会上,主动称呼传媒为「记者朋友」,并对记者被阻采访等投诉致歉,与目前的情形形成强烈对比。

卢伟聪说:长久以来我接受大家访问都知道,我是对记者最客气,最有礼貌的,大家不要笑。在我们心里及我们警队,是真的有心去做好与传媒的关系。

到底警媒关系为何弄至如此僵局?在现场负责协调的传媒联络队又有否谨守岗位呢?本台访问了部分前线记者,他们均认为警方在冲突现场,已无法不偏不倚地执法及处理各类危机,记者的采访自由和安全度大受威胁。

其中多次在反修例运动现场采访的城大学生会编委会成员黄同学,被控涉嫌7.1冲击及强行进入立法会大楼、串谋刑事毁坏,为首名被捕记者,案件延至12月聆讯。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,运动初期在警方封锁线下拍摄拘捕场面,仍无太大阻碍,现在却会有一队防暴警察冲来阻挡记者,甚至用强光闪灯照著记者,用尽一切方法阻碍拍摄,而原本负责协调的传媒联络队更加驱赶记者。

黄同学说:例如前线警察与记者争执时,会有指挥官或者传媒联络调解,现在传媒联络介入的机会愈来愈少,任由前线军装警员喝骂记者,甚至速龙用胡椒喷雾射向记者,甚至用催泪弹掷向记者群亦愈来愈多,传媒联络队现在的角色是赶走记者,令军装警员方便工作,而不是去考虑记者的感受或工作上的困难,(记者)只能够尽量自己保护自己。

上周日(3日),再有浸大学生记者及《立场新闻》特约摄影记者,在太古城中心采访时被捕,黄同学坦言看到记者的采访自由及安全度愈来愈受威胁,更明显看到警方专向比较弱势的学生记者和网媒找麻烦。

黄同学说:打压情况愈来愈严重,我是第一个因为采访而被捕,可能觉得我有嫌疑而拘捕我。现在的情况是前线记者与警方有争执,会被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推撞,甚至拘捕。尤其周日晚有《立场新闻》记者和浸大学生记者被捕,我觉得他们会想藉打压一些看似好欺负的媒体,尤其是学生媒体和网媒而去打压记者,(警方)完全是讨厌我们,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阻碍他们工作,即拍摄他们工作,我难听点说是令他们自己无法为所欲为。

曾任职亲政府媒体的前记者阿思(化名)向本台表示,以往很多记者都与警察关系友好,互相尊重大家职责所在,回顾占领运动期间,传媒联络队亦会尽力与记者合作,但在反修例运动中,警队态度明显发生变化。

阿思说:占中时,警方传媒联络队是真的做现场前线的传媒联络工作,协调记者的采访,真的帮助到记者,亦令情况没那么混乱,亦令前线警务人员理解记者的工作,但现在的传媒联络队只是多加一口把去骂记者,完全没发挥协调作用。

阿思又透露,警队近年愈来愈政治化,经常「选择性」发放消息,很多时只批准愿意「美化」警队的媒体采访,甚至尝试操控主流媒体,将记者视作「传声筒」,等同打压新闻自由。

阿思说:警察一向是选择性发布消息,占中时会安排一些「小围」访问,就是安排3至4间媒体进行访问,这些全是警方的友好媒体,警方要确保记者在该场访问中,不会提问令到受访警务人员尴尬的问题,「P记」(警察公共关系科)还会操控报道内容,要求你怎样写,怎样可以展现警队良好形象,亦要求刊出一定份量的版面。

当警方成功「操控」主流媒体,却因特首林郑月娥于2017年上任后,放宽让网媒机构登记政府新闻处电子系统及可参与采访政府记者会,近一、两年有多家独立网络媒体及学生媒体涌现,大部分是无法「操控」的媒体,尤其在今场反修例运动中,该些独立媒体或学生记者经常拍摄到警暴画面,难免令人联想到这就是他们成为被警方针对目标的背后原因。

根据电影、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资料显示,截至今年10月,共有81家本地媒体登记于本地注册报纸名单中,包括《立场新闻》及《众新闻》等网媒;另有531家媒体登记于本地注册期刊名单。

另有资深记者向本台指出,因应近年不时有前线警员与记者为采访出现争拗,警方曾与传媒「达成共识」,前线记者在示威冲突现场,以穿上记者反光衣及佩戴记者证作为记认。如今各大媒体记者都已穿上反光背心、戴上写有「PRESS 记者」字样的头盔,甚至连装备都标记了媒体机构名称,记者仍然被防暴警察粗暴对待。

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批评警方滥用权力侵犯新闻自由,他说已有大量证据片段,显示警方敌视记者的态度愈趋严重,甚至以阻差办公等很随意的理由拘捕记者,而《立场》的摄影记者最后不愿保释获释放,正正反映警方滥权拘捕。

杨健兴说:可能不只是回归以来,近数十年尤其是这一代记者,从来未遇过这样来自警方的言语暴力。警权简单来说是令市民能够安居乐业,保障一些合法的权益,其实亦包括传媒的采访权和公众知情权、新闻自由,这些都不应被警权侵犯,亦不应该警方使用这些权力时,危害传媒的监察力,但我们现在看到是这样情况。

警媒关系破裂,警队经常利用自己的网络平台发放消息,是否等同不再需要传媒报道呢?中大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苏钥机指出,警方网络平台发布消息的公信力始终不及经由传媒发布,而且影响传媒监察的权力,妨碍公众资讯流通,警方应设法「补镬」,重建与传媒的关系。

苏钥机说:警方与传媒关系如此差,记忆中都未试过出现如此僵局,警方资讯的发放都会受到影响,而且令到警方自行公布自己的消息,会否有效地让市民知道呢?这会有疑问。新闻界有监察政府、监察警方的职责所在,无论警方是否开记者会,传媒都会报道,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,警方应该想一想,如果将关系弄得如此恶劣或单方面发放消息,对警方本身没甚么好处。

浸大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认为,作为警队公关的警察公共关系科不为传媒协调,只为警队的踩界行为遮丑,还倒过来针对记者的监察工作,打压采访自由,相信警媒关系短期内都无法破冰。

吕秉权说:现在的警民及警察与传媒的关系,可以说是数十年来最差的,而那种恶劣法是很难看到曙光,PPRB(警察公共关系科)可说是警察宣传部门,只站在警察利益一方,对于警察的(警暴)问题,警队上下都包庇,故很难期望今时今日的警队会站在市民一方,他们很明显在执法上有踩界,甚至犯法、执法不公,态度亦不克制,在这些情况下,他们亦无法控制前线警员,唯有包庇及针对记者,不让记者采访。

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(RSF)今年4月发布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,香港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3位,对比2002年的第18位,足足下跌了55位,成为历来新低点,但经历这场警媒风暴,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,恐怕回升无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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