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晁林深
距離港大病毒學專家管軼接受《財新》採訪已經21天了，全國確診人數已近6萬。「保守估計規模是SARS的10倍起跳」這一判斷眼看就要實現。隨著總書記開始露面視察，以及武漢市委書記和湖北省委書記的撤換，可以想見，這下疫情真正「可防可控」了——無論是以消滅疾病還是消滅聲音的方式。只是，時間上會比預想的要漫長。這也意味著，除了政治和經濟，我們也開始進入了公共衛生領域的「新常態」。這一變化，值得我們去想一想，「未來十年裡最好的一年」過去了，還有甚麼「新常態」會出現呢？2014年以來的「新常態」，到底帶給了我們甚麼？在「新常態」下，我們變得更好了嗎？
一、新冠狀病毒下的中國模式
通過此次疫情，我們看到了一個典型的「複雜中國」（胡錫進語）：科技領先（2020年以前就向WHO公布病毒完整信息），政治齷齪（歌功頌德不因疫情有絲毫改變），對外負責（自1月3日向美國每日通報疫情），對內隱瞞（1月20日才正式承認疫情），專制奇跡（武漢、湖北乃至全國封城、停業已逾20天），治理潰敗（武漢式封城）。
用《紐約時報》的話來說，就是看到了一個「行動緩慢的巨人」，「不願意動，一旦動起來又有著驚人的緊迫性」。這種模式「掩蓋事實，不作為，然後中央政府介入，採取嚴厲措施。這就像一場希臘悲劇」。
你能說它不好嗎？7天之內建好定點收治醫院，把1300萬乃至5800萬人都封在家裏，全國範圍內停工停業，這都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壯舉，很振奮人心。但你也很難說它好。畢竟是它導致了如此嚴重的後果，卻要求建築工人放棄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假期，冒著被感染的風險在零下十幾度的戶外不分晝夜的施工；要求如此之多的人口在沒有基本的生活和醫療物資，沒有足夠醫療照護的情況下，僅僅為了確診而在城市各個街頭各個醫院奔波。最後，要求一天只能領到2套防護服的重點收治醫院日接診800名發熱病患，還「一定要堅持下去，堅決打贏武漢保衛戰」——以視頻慰問的形式。
在這個模式下，我們渡過危機的方法，就是去侵犯另一部分人的正當權益，讓他們在英雄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裹挾下去彌補體制的錯誤。如果這一部分人反對的聲音足夠大，則繼續侵犯下一個群體，繼續讓另一個不相幹的群體為體制買單，直到最後一批人無力反對、遭受忽視。這種卑鄙的統治遊戲周而復始，屢試不爽。
二、沒有遺產的新冠肺炎
公眾的不滿，在李文亮醫生去世時達到了頂峰。我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出現在呼籲書中，但更多的是陌生的名字。這些名字包括：出生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退休教授，文革後首批大學生（以人大為主）。他們多半是哲學歷史文學美學等社科邊緣專業出身，但都在引用憲法，要求兌現憲法承諾。
熟悉的名字，寥寥無幾：著作下架的北大張千帆，授課停止的清華許章潤，主動退休的中大艾曉明，刑滿釋放的郭飛雄，翻牆著書的笑蜀。還有一些熟悉的名字，卻很難尋著：賀衛方、茅于軾、蕭瀚、張鳴、浦志強、冉雲飛、王克勤、艾未未、胡星斗、陳丹青、崔衛平、吳稼祥、吳祚來、徐友漁、于建嶸……細想起來，不僅僅是這次，好像2014年以後，我們就再也沒聽見他們的聲音了——除了被抓、被封、被解職。
有一種觀點認為，「新常態」下公民社會更活躍了，因為許多新的面孔站了出來。這可能是一種善意的說法，給自己打氣也給外界打氣。事實是，新面孔的數量比不上老面孔消失的數量，新面孔活躍的時間有沒有老面孔長也有待觀察。而且，公民社會不是一時的社會現象，而是一項維持數年的狀態描述。有無持續的行動、持續的聲音、持續的組織，是判斷公民社會是否真正成型，能否推動社會前進的指標。遺憾的是，除了農民起義式的暴力革命，中國幾千年來都只是有聲音而無行動，有行動而無組織，有組織而無聲音。無怪乎黑格爾認為中國是一個靜止的社會，「中國歷史的本質就是沒有歷史」。
就新冠疫情而言，或許會成為30年來影響最為深遠的社會事件。不過，當疫情結束時，應該也不會給民間社會留下任何遺產（社會管控的經驗倒肯定會增加，看看新任武漢市委書記和湖北省委書記的履歷就知道了）。知識分子大面積沉默，NGO完全缺失，個人行動者寥寥無幾，社交媒體滿眼正能量都是值得悲觀的因素。傳統媒體不乏有一些亮點，但基本沿襲了過去20年的言論管制傳統——重大社會事件時都會稍微放寬言論的尺度，給情緒一個小小額宣泄口。
這和過去30年發生的任何一次社會事件都不同。
上一次波及全國、引發停課停業的社會事件是在30年前。那時還沒有互聯網的概念，媒體較為直言不諱但仍全面受控，通過鎮壓、關押、驅逐、利誘以及言論管控，那場“風波”最終只給國內留下了只言片語，諸多事實仍然成謎，我們並沒有學到很多。
2003年的非典同樣是一場影響巨大的公共衛生事件，但社會條件和今天略有不同，一個正處於公民社會上升期，另一個正處於衰落期。那時，互聯網遠未普及，公共知識分子剛剛興起，NGO還在緩慢萌芽。非典留給我們的經驗教訓仍然只限於體制精英，但南方系報紙隨後步入了長達十年的黃金時代。
2008年汶川大地震給公眾提供了一個集中表達情緒的機會。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加持下，傳統媒體和公共知識分子都迎來了各自的輝煌，盡管還有豆腐渣工程、地震死亡人數、死難學生等問題遺留，但NGO成為了地震留給中國最珍貴的種子。他們第一次在公眾面前集體亮相，第一次被當做政府治理水平的參照物，並在此後5年頻繁出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。
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是少有的沒有經驗傳承的社會熱點事件，這一點和新冠很像。當時，社交媒體頗為發達，公共知識分子也十分活躍，傳統媒體仍然有相當大的報道空間，甚至還出現了不少個人行動者實地調查真相——就連受害人群體也十分“完美”：較早乘坐高鐵的一批人，多為商務人士或中產階級，有著更為充足的社會資源來發出他們的聲音。但該事件最終止步於鐵道部新聞發言人調離崗位、高鐵降速。無他，該領域相關的NGO極其稀少，並且受害人群體自始至終也沒能形成一個組織。
三、無趣的中文
外媒形容李文亮之死激發了「暴動」——在網上，讓人讀起來不禁會意一笑。仔細想想，已有好多年沒有見過這樣有餘味的文字了。這幾年，除了00後抖娛樂的機靈，其他領域說甚麼都是一本正經的。「中國夢」就是「中國夢」，沒有別的意思，「新常態」就是「新常態」，沒有其他另外的含義。所有的公共事件，怎麽定性怎麽敘述，都已經自上而下定好了調子，公眾根本沒有發揮創造的空間。就連有態度的網易新聞，2015年被約談之後也變得了無生趣，評論區蓋樓水平一落千丈。如今，想找些熱詞典故，還得回到十年前。比如，2007年的「正龍拍虎」，2008年的「俯臥撐」、「范跑跑」，2009年的「躲貓貓」、「釣魚執法」，2010年的「我爸是李剛」，2011年的「郭美美」、「至於你信不信，我反正信了」，2012年的「表哥」。看到這些詞句，就會想到背後的「趣事」。 至於，為抗議PX項目而流行起來的「散步」，為挖掘真相而走紅的「圍觀」，為自由集會而古文新用的「飯醉」，為揶揄公安詢問而煥發新生的「喝茶」、「查水錶」，簡直已經成了公開的暗語。
然而，在重大社會事件中不產生一些新詞，不流行一些經典語錄，好像也只是“新常態”這幾年的事。這在網絡時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。是這些詞彙對抗的行為消失了嗎？是中國人的創造力下降了嗎？還是，大家都選擇了沉默？
李文亮醫生說，「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」。現在，我們最大的問題可能不是只有一種聲音，而是，只有一個聲音。總書記1月7號之前就知曉疫情，13天之後才做出批示，然後兩天內就決定封城武漢。你可以說他效率高，行動果敢，但也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種看法。只是，我們不能說，也不能揶揄，連「敏感詞敏感詞，還是敏感詞」也不能用。
2013年秋，「圖樣圖森破」書法作品在北大下架，與此一並下架的，還有我們僅存的，對公共事務保持快樂的，一點點的，權利。對比網絡熱詞時代，如果發生新型冠狀病毒，我們或許會聽到其他的聲音：一個叫萬延海的前衛生部公務員，會公布一份關於新冠病毒的政府內部文件，然後被以“泄露國家機密罪”秘密關押一個月。最終，警方在國內外壓力下釋放了他。萬延海創辦了公共健康NGO北京愛知行。
一個叫許志永的前大學講師、法學博士，會組織律師為李文亮等八名“造謠者”提供法律援助，並對武漢式“無保障臨時封城”的合法合憲性提出審查。之後，許志永會被控偷稅漏稅，通過民間籌資百萬暫時躲過牢獄之災。許志永和其他幾位法律博士創辦了憲政NGO公盟。
一個叫陸軍的前網站編輯，會盡快組織一場平等權益研討會。參會者將有學者、律師、和媒體，李文亮醫生或其他確診患者會遠程參加會議。會後將會發布一項涉及疾病學、法律、倫理和社會治理的公共政策建議。會議成果經國內主流媒體廣泛報道幾天後會突遭屏蔽，組織者將在三個月內無法舉辦任何會議。陸軍創辦了反歧視NGO北京益仁平。
一個叫郭玉閃的前文字工作者、莆田人，會在武漢封城後提供人道主義援助。通過秘密渠道，幫助有需要的市民逃離武漢，以獲得應有的醫療照顧。郭會因此離開自己創辦的機構以換取個人自由，同時也會發布一份公共衛生管制的制度經濟學研究成果。郭玉閃和其他幾位北大同學創辦了研究型NGO北京傳知行。
以上，不過是一種設想，但都曾經真實發生過。他們或許只給疫情防控添加了佐料，卻很有可能改變現實的走向，不會像現在這般苦澀——地方政府也不會如此動輒得咎。
四、「新常態」下的生活變化
和以前比起來，「新常態」下的生活並沒有多好。但很多地方，確實變的更差了。隨意盤查身份證，過去做得遮遮掩掩，現在查得理直氣壯。地鐵安檢，過去得過且過，如今已經是一項硬性任務，甚至入住酒店也開始安檢。互聯網實名，過去每一步都吵的不可開交，如今手機實名互聯網實名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。更遑論人臉識別技術，不僅用在反恐治安領域，連社區門禁、學校課堂、旅遊景區都開始大肆濫用。
我們變得越來越像機器人，上班，吃飯，睡覺，不要說話，上班，吃飯，睡覺，不要說話。如果有說話的機會，連怎麽說話，都要經由一套複雜的系統編輯。在如此無趣的生活中，只有反腐是少有的可以肆意談論的話題。只不過，當反腐漸漸變成一出戲，而觀眾只能按腳本說話時，厭惡就成了人類本能的反應。
「新常態」不是我們的選擇，也不是客觀規律的結果，而是他的要求。他要求「新常態」，按下暫停鍵，前一秒還在party中的我們，就立馬回家——連亂糟糟的狂歡現場都不需要收拾，有人會幫你收拾好，但你必須支付清掃費。一如新冠疫情，也是他要求歡樂祥和，他要求高度重視，他要求封城，他要求復工，他要求無私奉獻，他要求打擊造謠——一切都得按照他的要求來。
現在，我們都按照他的要求來了，又如何？
經濟方面，中小企業紛紛倒閉，三大股指紛紛動蕩，新經濟紛紛爆雷。外交方面，鄰國紛紛交惡，港台紛紛反對，歐美紛紛排華。內政方面，司法改革紛紛停滯，維穩能力紛紛加強，經濟體制紛紛倒退。文化方面，國外教材紛紛下架，獨立音樂紛紛被禁，網絡正能量紛紛登台，偽傳統文化紛紛還魂。社會方面，調查記者紛紛轉行，維權律師紛紛入獄，知識分子紛紛禁言，大學教授紛紛辭退，NGO紛紛關停。
我們每天都在「打一場沒有硝煙的人民戰爭」，人民卻快沒了。
五、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
2008年汶川地震暴露了紅十字會的無能，2020年新冠疫情還是暴露了紅十字會的無能。兜兜轉轉12年，一點進步都沒有。更不用提17年前人為隱瞞非典和今天何其相似。這就是中國這塊土地上幾千年不斷循環的悲哀，而網絡時代加劇了這種悲哀。
人的一生不過7個12年，真正能有所作為的，不過3、4個12年。經歷十年浩劫制訂的82憲法，也給了人生一種有限的期待：再動盪的政治，不過十年。這是苦難中國最長壽的憲法，卻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連任限制，引發恐慌的記憶。中國向何處去，中國人向何處去，又成了我們黑夜裏不斷的自問，一如清末，一如抗日，一如文革。
誠然，在網絡時代，社會進步的速度比不上理念進步的速度。許多人終其一生也不可能看到自己理想中的社會，尤其是那些站在理論前沿、引領風尚的人，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。我們看到太多的精英旅居國外，一生孤寂。國外再好，終不能融入其中。因為，親身經歷的進步才是進步，苦難中國的改變才是改變。
中國幾千年來的舊歷史，就是“仁政——暴政——革命——仁政——暴政”循環。歷代王朝統治，也不過是「中央集權——王權消解——中央試圖再次集權——崩潰」的循環。1949年之後，中國才算勉強擠進了現代國家。這兩個歷史循環能否被打破？現在做結論可能還為時尚早。
歷史發展並不以人的道德想象為標準。中國改革第一人周厲王，竟因積極應對執政危機而亡命。他不用「舊章舊臣」，任人唯賢。為解決中央資金儲備不足的問題，施行中央「專利」。收了地方貴族和百姓的國稅，用來反擊外來侵略。同時，法制能力也變得異常強大，被認為不可能完成的止謗任務，就得到了維穩機構「衛巫」完美的執行，「國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」。看起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卻發生了「國人暴動」，自己也被活活餓死。
跟勤勉、膽識也無關係。比如，「雞鳴而起，夜分不寐，宮從無宴樂事」的明崇禎帝，登基第一年就鏟除權傾天下的魏忠賢，年僅17，不可謂不膽大心細。此後權力完全在握，執政17年換了19個首輔，14個兵部尚書，最終亡國亡命。
甚至跟個人能力也沒有關係。比如商紂王，「資辨捷疾，聞見甚敏；材力過人，手格猛獸；知足以距諫，言足以飾非；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聲，以為皆出己之下」。簡直文武雙全，聰慧過人。同樣身死國滅。
所以，與其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，不如身體力行。與其寄望於遙遙無期的政治改革，不如投身基礎社會的建設。最起碼，類似紅十字會的問題，肯定會在12年裏有所進步。實在不行，就通過競爭法則讓它關門，這也是一種進步。根本不需要打砸搶，不需要制造恐怖事件。
「在缺乏地方社會對於國家機構的制約力量的情況下，希望國家機構能夠以公平和自制的態度來對待公民，只能是為專制權力開放通道」——孔令飛《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》。
六、公民社會是真正的和諧社會
中國歷史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，也都是統治和被統治，壓迫和被壓迫，剝削和被剝削的簡單二元對立——時至今日，還盛行人民和敵人的語言習慣。甚麼時候我們可以把社會當成一個生態系統，所有人都可以在裡面共生共存，人人自由而無害地度過一生，那就好了。當然，你也可以有一個不健康的生態系統，但那是獅群，猴群，狼群，雞群，不是人群。
清末以來，我們先是認為需要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，通過引進西方軍事技術來抵禦外敵。後發現軍事技術不是獨立的，需要強大的民用工業支撐，於是又發起「洋務運動」。「洋務運動」持續了30年，奠定了中國近代工業的基礎。就在一片向好之際，甲午戰爭慘敗給了「洋務派」當頭一棒。中國人又開始上下求索，終於認定政治改革才是根本，遂開啟「維新運動」，推動「君主立憲」。「維新運動」在「戊戌變法」時達到頂峰，但在辛亥革命時徹底失敗。辛亥革命選擇了美國式的「民主共和」體制，經歷了多年戰亂，最終也在38年後宣告失敗。
是「君主立憲」不好？英國、日本如今都是世界強國。是「民主共和」不好？美國如今是世界頭號強國。是「社會主義」更好？迄今為止，世界200多個國家中，僅有5個社會主義國家，而中國是最強大的一個。
其實，我們不需要討論哪個政治體制更優。因為無論哪種政體，最終都繞不開「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人權」。只要正確回應了「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人權」，任何一種政體都能獲得成功。如今，無論哪個現代國家，沒有誰會說自己「不民主」，「不自由」，「無法治」，「無人權」。只會說自己採用了甚麼樣的民主，甚麼樣的自由，甚麼樣的法治以及甚麼樣的人權。我們所討論的，所要求的，也不是採用某個新的政體，顛覆某個政體，而是要求享有某種「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人權」。
這樣我們才不會跟過去200年一樣，像個垂死的病人尋找救國良方，不會去簡單的認為，我們有了某種技術，或者有了某種政體，就一定能強大。畢竟，社會主義朝鮮和民主國家緬甸的人均GDP就處於同一水平，英聯邦也分三六九等。國家的強大，不在於一時，也不在於意識形態，而在於社會治理的細節。
每隔幾年，都會冒出美國政府可能「停擺」的消息，有時還真的「停擺」了。克林頓時期遭遇過，奧巴馬時期遭遇過，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還創造了「停擺」記錄——35天。但和比利時比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。比利時自2010年連續541天處於無政府狀態，都進了吉尼斯世界紀錄。而西班牙2016年結束10個月無政府狀態時，經濟竟同比增長3.2%，環比增長0.7%。這些國家在政府停擺期間，國家基本照常運轉，公民照常自由生活。
能想象中國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樣子嗎？其實我國也有類似的情況，就是文革。文攻武鬥，砸爛公檢法，整個國家陷入混亂狀態長達10年。乃至文革結束後兩年，人均糧食佔有量還不如50年代。為甚麼會有這麽大的差別？當年的政治環境是一個重要原因。但即便放到今天，我們的表現就能更好了嗎？一個沒有活躍的自治組織的社會，一定會混亂。
歐洲有著上千年的市民/公民社會（civil society）傳統，獨立於國家和商業利益而存在。作為市民/公民社會的一部分，宗教勢力一度超越了歐洲國王。這使得歐洲很少出現中國式的集權國家、集權國王，也很少出現因國力衰弱而社會崩潰的現象。所以契約精神在西方世界很流行，各方力量動不動就坐下來談判，寫合同。訂了合同大家就相互遵守，社會自有它的規則自行運轉。
美國也是如此。從社區圖書館到教堂，從學校到華爾街，從中部鄉村到政治中心華盛頓，到處都有NGO。他們為你在白宮門前抗議，為你跟老板談判，為你跟政府打官司，為你申請政府福利，為你遊說。二戰後，我們還見過美國選舉出來不道德的總統，不檢點的總統，撒謊的總統，「戲子」總統，白字總統，不靠譜的總統，幾乎沒有一位是「英明」和「高瞻遠矚」的。我們嘲笑它，詛咒它，美國卻一直沒有亂成一鍋粥，對外還退出了幾場戰爭，打贏了幾場戰爭。這就是市民/公民社會的魅力。
我們如要生活在一個健康的社會系統內，不妨從建設市民/公民社會做起。這和技術、政治體制無關，人人都可以做的到。
（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，並不代表本台立場。）
